“他的名字叫德怀特。”
我十年前收到的这封信没有署名也没有回信地址。很显然写信人不期望，更不想要得到回复。漂流瓶里的一条信息，没有寄信人也没有收信人，那封信依然保留着那种最最古怪的交流方式。除了被阅读它别无所求，除了分享一些事实和感触它也保证不了什么实质内容，而且鉴于写信人似乎是匆忙地从一叠纸上撕下了一张黄色带线信纸，想必是仓促写就了这封信，那么假使收信人粗略扫了一眼后决定把它揉成一团扔进最近的垃圾桶，写信人也没什么好奇怪吧。
然而，我保留了这封信。足足保留了十年。
最打动我的不仅仅是它那种镇定的陈述事实的态度，或者对于轻描淡写的悲伤的暗示，还有它在我脑海中激发的联想。它让我想起了那些寄给爱人的简讯，写信的人即将被押送至死亡集中营，他们深知自己此后将杳无音信。他们急匆匆写下的信息在尽可能少的词里把一切该说的都说了，透着一种令人恐惧的紧迫感——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要求更多了，在悲伤的结局前，没有客套话，没有紧紧攥着不放的手，也没有甜蜜的拥抱和亲吻。它也让我想起那些动人的电话留言，留言者终于意识到他们不会从双子塔活着出去，而接应他们电话的只有家里的答录机。
那封信有一页长。一页足够了。笔迹并不整齐，也许是写信人疏于手写，更喜欢打字吧。但他的文法措辞却很完美。这个人知道他在做什么。我猜测他选择手写是因为他不想在笔记本电脑上留下这封信的痕迹，又或者是因为他知道他永远不会冒着收到回复的风险以电邮的形式把它发送出去。现在我回过头去再一想，他可能还压根不在乎信是否到了收件人手里，（收信人是）一个湾区当地记者，他曾经提到过我的这本有关两个年轻人在80年代中期的某个夏日于意大利相爱的小说。那个记者最终把信转交给了我，除去了那个带有邮戳的信封。当下我就发现写信人想要的无非就是一个能把那些他不敢在别地诉说的心声脱口而出的机会。
我的书已经和他交流过了。而他用信同我交谈。
那么这就是那封信：日期是2008年4月16日。
我是在回东部出差的一次旅程上偶然间接触到艾席蒙先生的书的。这书并不是我平日里会读的类型，所以我为了打发返程时间买了一本。我想我很高兴自己这么做了。
你知道吗，我就是埃利奥，我18岁，而我的奥利弗22岁。尽管时间地点不同，但那种感觉却是惊人的一致。从深信你是唯一一个有这些情感的人，到那一整个“他爱我—他不爱我”的境况，艾席蒙先生写得很准确。我尤其对他着重描写的初夜后的清晨印象深刻。那种负罪感，厌恶，恐惧。我太能体会了。我不得不把书放下一会儿。
但最终我还是赶在飞机降落在旧金山国际机场前读完了这本书。这很好，因为我不能把书带回家。和埃利奥不一样的是，我是那个结婚生子的人。我的奥利弗在1995年死于艾滋。我依然过着平行人生。我的名字并不重要。他的名字叫德怀特。
“我的名字并不重要，”他写道，几乎像是在为自己保持匿名而道歉；然而写信人同时也抛下了相当多的有关自己的提示——他可能知道这些提示会激起读者强烈的好奇心，想要知道是什么让他当初写了这封信，他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以及写信是否真的起了作用。信让我们了解到他因为工作而出差旅行。我们也察觉到他有可能住在湾区，而且他频繁地去东海岸出差，因为他写道，他“回”到了东部。我们还知道另一件事：那就是他只是需要出柜并告诉别人有个叫德怀特的男人在他俩都还年轻的时候曾是他的爱人。
别的就是一团迷雾了。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更多了。那封信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
我们写信似乎是为了和他人产生联系。我们是否认识对方并不重要。我们写信是为了把内心深处极其私密的东西呈现给现实世界，是为了让那些总感觉不够真实，关于自我捉摸不定的事物变得真实。我们写信是为了给那些不这么做就会一直杂乱无章的东西定形。这对于无论是写信人还是那些想要回信的人来说都是适用的。
这么多年来，很多人在读完或看完《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后给我写了信。有一些人试图和我见面；另一些人向我吐露一些他们从未告诉过任何人的事；还有一些人甚至还成功打通了我的办公室电话，然后在谈起我的小说的时候，还会在最后哭出来前向我道歉。有一些人在监狱里；有一些人还只是青少年，另一些人已经老到可以回望七十年前的爱情；还有一些人是受困于缄默和秘密的神父。很多人还没有出柜，其他人则已经完全公开了自己的身份。有些是丧偶的人，他们仅仅只是因为读了这个有关两个叫埃利奥和奥利弗的年轻人在意大利的爱情故事而重燃希望；有一些是非常年轻的女孩，渴望着遇到她们等待已久的奥利弗；还有一些人想起了曾经的同性爱人，多年后他们偶尔还会撞见，但是对方永远不会承认那些当他们还只是同学都未婚的时候曾一起分享过和做过的事。所有人都对过一种平行人生深谙于心。在那个平行世界中，一切就正如它们也许应该有的样子。埃利奥和奥利弗依然生活在一起。在那里没有人心存秘密。
不同于德怀特的爱人，每个花时间给我写信的人都没有隐瞒他们的姓名，但是所有人都或多或少隐瞒了一些非常根本的东西。这些东西，他们对自己隐瞒，对亲人隐瞒，对朋友、同学、同事隐瞒，又或者对至爱之人隐瞒，无论何时双方碰面，他们至爱的人永远都猜不到在他们躲闪的眼神下到底是怎样不安的渴望在翻腾汹涌着。
有些读者写信告诉我他们觉得我的小说改变了他们，并让他们对自己有了新的认知。有些人觉得这是在敦促他们开启人生新的篇章。但是有些人还没到这种程度，而且尽管他们有着完美的语言表达能力，却还是坦言找不到合适的词来解释为什么他们会如此被我的小说打动，或者为什么他们会对于之前从未考虑或渴望过的事物感到一种未解的期盼。他们正在经历着各种喷涌而出的情感和难以描绘的“本可能如何如何”的假设，这些假设促使他们去重视去衡量各种可能性，因为它们看起来比生活本身还要真实，这种感觉就像他们自己在一个他们从来不知道的对岸召唤着，而且这种潜在的损失现如今已成了那无法慰藉的悲痛的来源。由此而来的是他们的眼泪，他们的遗憾，以及那种不可抗拒的在人生道路上的迷失感。
但是另一方面，他们讲到，他们的眼泪并不是悲痛的眼泪。它们是重新认识自己的眼泪，仿佛这本小说本身就是一面镜子，让读者可以审视自己那些被赤裸裸地摆在面前的情感。这些反应让我意识到《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并没有让读者注意到任何他们本不知道的事物，也没有带来新的真相或者启示；它所做的仅仅只是在他们早已熟悉但却从未花时间认真思考的事情上提供了新的线索。如果说他们因此想起了被遗忘的初恋那未免太过美好；事实是，所有恋情，甚至那些发生在晚年的恋情，都是初恋。那种恐惧，羞耻，勉强，一直都在，而且不带一丝一毫的恶意。欲望即是痛苦。
每一个读过《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的人都不光能理解介于开口和隐瞒真相之间的挣扎，也能理解每当我们渴求从别人身上得到什么的时候的那种羞耻。欲望总是小心翼翼、遮遮掩掩的——我们会把那个我们迫切想要赤裸裸抱在怀里的对象告诉每个认识的人，但最后一个知道此事的必定是那个我们渴望的人。同性间的欲望甚至更加充满警惕和戒备，特别是对于那些才开始发现自己性取向的人来说。在年轻的时候尴尬和欲望是一对奇怪的伙伴，但是当我们眼睁睁看着羞耻和经验不足同想要变得大胆的冲动做着斗争的时候，他们就如同恐惧一样令人瘫软无力。你在两种赤裸裸的欲火中难以抉择，一方面，它们让你梦到一些场景，等你一醒来就想立刻忘记，另一方面，某些场景你又祈祷着能一次又一次梦到——如果你所能拥有的只有梦。沉默和独处带来了一定的代价，使得我们在情感上遍体鳞伤。在某个时刻我们需要讲出来。
所以“说出来好，还是死好？”埃利奥如此问道，这个《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中的叙述者，引用了十六世纪的玛格丽特·德·那瓦尔在她的故事集《七日谈》中所写的句子。玛格丽特是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姐姐和亨利四世的祖母，而亨利四世则是路易十四的祖父，因此她对于宫廷阴谋，流言蜚语，以及对无法接受真相的人袒露心声从而招致代价的风险都极为熟悉。并不是每个写信给我的人都有勇气去向他们所爱之人表露真心。有些人选择沉默——那缓慢，持久，一点点渗透而出的死寂的绝望占据了睡前的每个夜晚，直到他们惊觉自己其实早已死去却根本没意识到。许多人写信给我，带着一种憾意，曾经有人把小船拴到了他们的堤岸上，还直截了当地邀请他们跳上船，但他们却错失了良机。“几乎每一页上都有某些句子或想法，”一个读者这么写道，“让我落泪，让我的喉咙和胸口难受得打结。在地铁上，在办公电脑前，在街上，眼泪不自觉就涌上了眼眶。也许我之所以哭泣有部份是因为我知道，在我这个年龄，我几乎不可能体验到能与埃利奥和奥利弗的经历相媲美的任何东西。”另一个人写道：“阅读《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让我体验到了一段我从未有过的爱情。”一个婚姻幸福的50多岁同事把我拉到一边，说道：“我觉得我活这么久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深深爱过。”“我23岁，”有人发推，“还从来没有感受过这样的爱情，直到我读了《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就好像我真真切切地经历过了。”“埃利奥和我同岁，”一个女孩写道。“我还从没有真正感受过他那种意大利夏日的环境……我的经历只是发生在一个城乡接壤之处，尽管如此我依然能感受到同一种紧张，恐惧，内疚，以及你通过埃利奥和奥利弗而完美展现出来的那种不可阻挡的爱……我从来没想过我能在埃利奥的身上找到自己，我也很确信以后我再也不会有类似的经历了。我爱过的第一个女孩依然……是我唯一爱过的女孩，尽管她和我拥有过的一切……如今只是存在于两个朋友之间的秘密。”“几天前我读完了《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另一个人写道，“我想让你知道它对我的影响有多大。这感觉就像是把我那些尘封已久的所思所想给讲出来了。”最后这封来自一个72岁的读者：“我被平行人生这个概念迷住了，如果当初我和他一起走那么现在的我会在哪里？如果我独自一人走我又会在哪里？也许最重要的是，在余下来的人生中，我要带着你给我的这份礼物做些什么。”
还有至少500封这样的信和邮件。
有些人在电影或者小说结局的时候哭了，并不是因为过去发生的事或者在他们人生中未发生也很有可能永远不会发生的事，而是因为即将发生的事，因为那个可怕的瞬间，很快他们也不得不在说还是不说中作出选择。一个18岁的读者写道：“（你的小说）给了我希望，也许有一天我会遇到那个我无比渴望以至于能让我鼓足勇气付诸行动的人，就好像奥利弗之于埃利奥一样。也许我的奥利弗也会正好成为那个我同时深爱和渴望的人。”她哭了一星期，接下来这个15岁的年轻人也是如此：“我停止了阅读……因为我不希望（这本书）结束，不希望你带给我的伤痛愈合，我并不想要跨过这道坎，即使我也说不清是为了什么。我想要保持这样一种挫败的状态，感情和精神上都一直脆弱下去……我母亲递给我纸巾，因为她从没见我哭成这样过。我读完了你的书，“感动”这个词远远不足以表达你的书对我产生的影响。现在已经过去一星期了，可是我满脑子想的依然只有你的书，不是即将到来的期中考试，而是……埃利奥和奥利弗，还有那句是说出来好还是死好。你回答了一个我甚至都没有想到的问题。”
的确，整本小说似乎打开了各种情绪的出口，诸如埃利奥没完没了的内心探索和过分执着的自我反省之类的情绪，读者都能产生共鸣。通过埃利奥不受控制的内省，他们也感到被曝光，被切开，就好像失去了遮蔽物的甲壳动物，此刻只好被迫去面对镜中的自己。难怪他们会被打动了。从他们脸上撕下来的面具并不仅仅只是向自己和他人掩饰同性欲望的那副面具。更确切的说，它是一种领悟，借由埃利奥之口，他们领悟到真实的感受，真实的自己，他们害怕什么，他们认同什么，还有他们为了了解和靠近他人经受了怎样忸忸怩怩的小把戏。有些读者对于我小说里的某些真情流露的句子感触颇深，以致于把它们纹到了身体上。他们甚至还在信中附上了纹身的照片。还有人把桃子纹在了自己身上！
但是打动最多人的——而且这一点无论是现在还是当时小说首次出版之时都千真万确——是父亲的话。在这一部分，当儿子的恋人离开了意大利，他不但让儿子照料好火焰，“不要掐熄”，而且他这个父亲还羡慕儿子和同性恋人间的友谊。这段话扯下了最后一块阻挡在读者和真相之间的残余遮布，也是一次对于父子之间彻底开诚布公的感人颂扬。
大部分读者在给我的信中写到这一幕是因为父亲的那段话重新照亮了那个异常艰难的，当他们决定向父母出柜的时刻——又或者，对于那些60岁，或70岁或更老的人来说情况往往如此，这段话让他们想起了他们希望和父母有过但事实上却从来没有过的对话。在看完《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后，这个损失没有人会忘记，也没有人能从中恢复。它的本质就正如那个弥足珍贵的、决定人生的“本可能如何如何”的时刻，那个从未发生也永远不会发生的时刻。
这就是那段话：
“听着……你有一段美好的友谊。或许超越友谊。我羡慕你。就我的立场来说，许多父母会希望整件事就此烟消云散，或祈求儿子很快重新站起来。但我不是这样的父母。就你的立场来说，如果有痛苦，就去照料；如果有火焰，也不要掐熄，不要粗暴地对待它。让我们夜不成眠的退缩可能很糟，但眼见别人在我们愿意被遗忘以前先忘了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为了用不合理的快速度治愈问题，我们从自己身上剥夺了太多东西，以致不到三十岁就已经破产。每次重新开始一段感情，能付出的东西就变得更少。为了不要有感觉而不去感觉——多么浪费啊！……
“……那再让我讲一件事。这么做能够扫除我们之间的芥蒂。我或许曾经很接近，却从来没拥有过你所拥有的。总是有什么东西制止或阻挠我。你怎么过日子是你的事。可是切记，我们的心灵和身体是绝无仅有的。许多人活得好像自己有两个人生可活，一个是模型，另一个是成品，甚至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各种版本。但你只有一个人生，而在你终于领悟以前，你的心已经疲倦了。至于你的身体，终有一天没有人要再看它，更没有人愿意接近。现在的我觉得很遗憾。我不羡慕痛苦本身。但我羡慕你会痛。”（中译本）
我是在2008年五月初的某个时候收到那封匿名信的。那个时候，我住在父母家，因为我的父亲正身患咽喉癌，并且已经在接受临终照顾。他拒绝了放疗和化疗，所以我知道他时日不多；尽管吗啡迷惑了他的头脑，他依然足够清醒到能对于很多话题回以一些妙语。他停止了进食和喝水，因为吞咽变得异常痛苦。某个午后当我正在打盹时，电话响了。一个我在加利福尼亚遇到的记者刚刚收到了一封信，她想要把信分享给我。我让她在电话上读了信。等她读完后我问她可否把信寄给我。我想让父亲看看这封信，我说，并解释道我父亲即将离开人世。她能体会我的心情。我们聊了一会儿我的父亲。我告诉她这些天我在努力着偿还父亲，而且我父亲也变得特别好相处。在他身边长大是什么样的？她问道。很紧张，我答道。一直都是，她补充道。然后对话便结束了，她保证会尽快把信寄过来。
挂了电话后，我起床去房间看父亲。过去几天，我约定了时间给他读书，他很喜欢，特别是现在当他已很难集中注意力的时候。但是我没有给他念他最喜欢的作家之一夏多布里昂的回忆录，取而代之的是，电话上听到的那封信使我深受鼓舞，我问父亲是否愿意让我读一读法语版的《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那天早晨我才刚收到此书来自巴黎的校样。为什么不呢，既然你写了它，他说道。他为我骄傲。于是我开始从头朗读起来，很快我就意识到我正在展开一个我们此前从未提及过的话题。但我明白他很清楚我在读什么以及我为什么要读给他听。这让我很开心。也许这也让他很开心吧。我永远都无从得知了。
那天晚上，在我们其余这些人吃完晚饭后，他问我能否继续给他读我的小说。我很担心会读到父亲谈话的那部分，因为我并不知道他会对此作何反应，尽管他自己就是那种会说出一模一样的话的父亲。但是离那段谈话还有两百页，那得花上好多，好多天。我思忖着也许我应该跳过某些部分。但还是不了吧，我想把整本书读给他听。我父亲没有撑到能听到谈话的那部分。而且当那封信终于从加利福尼亚寄来的时候，他已经离世了。他的名字叫亨利，享年93岁，是他激励了我所有的写作。
